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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再现河套城乡结合部的历史衍变——评李平长篇小说《圐圙记》

来源:临河新闻网 作者:李炯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5-21
摘要: 艺术再现河套城乡结合部的历史衍变——评李平长篇小说《圐圙记》
       李平说,她每写完一部长篇,好像把自己掏空的感觉。掏空了好啊,掏空了可以从头再来。李平又说,自己每部作品,都像一个孩子,孩子是好是坏,读者说了算。

       《圐圙记》是她第二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生来彷徨》。
 
        一、生动描摹农村变迁历史画卷


       ——作品具有史诗性。小说从1976年写起,一直写到2000年。随着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四方圐圙发生了重大变革,农民变菜农,闲散人员进城务工,菜园子里出现了诸多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日益冲突,一方面归结于社会变革自身,另一方面来自村民眼中“严重”的城乡差别。小说由此展开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叙述。

       首先叙述了一些外来户到四方圐圙安家落户的故事。他们有浙江木匠徐侉子,徐侉子的侄儿徐图社,吕裁缝,谢美兰等。这些故事集中反映了河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移民现象,他们或者可以理解为“走西口”的继续,因此也是河套移民文化的延伸,他们都为那段历史镌刻下印记,都是城市化进程中转折与变迁的见证者。为了落本地农村户口,这些外来户想方设法与生产队干部套近乎,体现出人性的复杂多样化。

       其次还描述了一代菜农,在社会变革中的艰辛、痛苦抉择。小说形象描写了一些农村家庭,为了“农转非”落户,为了让孩子进城上学,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种种无奈,深刻揭示了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结构中的城乡差别,触及了社会的病根。“农转非”是当时百姓生活中一件大事,这些历史胎记,往往可以反映时代风貌,折射生活图景,绽放史诗光芒。同时也增强了作品容量,凸显写作背景。这些菜农们,从纯粹的农民变成身份尴尬的菜农,就连孩子进城上学后,都与市民存在等级差异,因而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

       从一个村庄看河套,再从河套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看农民变菜农,菜农变市民,到最后,当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耕地资源变得值钱后,又兴起一股返迁潮,变成市民身份的菜农又想落叶归根,重返四方圐圙,重新变回农民身份。用小说中翟子文的话说,“身份转变不一定都是好事,把人变得不知道根在哪里......我们处在真空地带,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农村人说你洋,城里人嫌你土”。反映了生活的无常与尴尬。

       公民身份不断转换的现象背后,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调整。改革难免有阵痛,阵痛又造成改革阻力,喜忧参半。小说写到,“随着土地的缺失,我爹感觉四方圐圙人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毒辣,意志力薄弱一些,能被这无名的眼神杀死”,表现了农民对社会变革的不理解,不觉悟。但就总体而言,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条件下,菜农变市民,加快了城镇化进程,的确是社会的一个进步。这是作者要揭示的主题。

       《圐圙记》里所有故事,都发生在河套,是一段历史的艺术再现,作为读者,我对那段历史有一定了解,我上初中时,曾在某某蔬菜队寄宿过一段时间,有过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因此读这本书,觉得它很亲切,很接地气。我由此还看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已经具备一定的史诗意识。

       ——作品具有地域性。故事发生在临江县郊区一个叫四方圐圙的生产队。作品出现了诸多河套元素,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例如:缝纫、木匠、酒坊、蔬菜大棚、炒货厂、冰棍厂,圐圙韭菜、“四季鲜”蔬菜批发市场,起脊梁房、腰线砖,义和渠、丰济渠、杨家河,后套匪患与农垦,圐圙酒、酿皮、酸粥制作工艺,单葬、合葬、阴亲葬仪习俗,河套方言口语的使用,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河套元素。特别是木匠、裁缝这两个行当里,曾经都是很吃香的职业。这些都是时代的产物,作者写这些得心应手,足见她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纪德说:“艺术家是把内心的某一因素发展起来,借许多间接经验,从旁控制,使之丰富”。一个小说家,在写自己熟悉领域的同时,还必须是个“杂家”,正如《红楼梦》之所以被誉为“百科全书”,皆因曹雪芹博学多闻,见多识广。 

       ——作品具有启迪性。作品立意很高,主题鲜明。作者关注时代,反映时代,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给人以深邃思考与启迪。

       小说中,外来户为分到耕地,老年人采取“一顶一”办法,人为结束自己生命,为的是让生产队抽回自己的承包地,优先分配给他们的子孙。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在困苦生存环境下人类个体生命价值的低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对土地的绝对依赖度。

       生与死是一对哲学命题。故事中最典型的,如图玉的死,究其原委,也不外乎是城乡差别带来的虚荣和自卑,与对图社的爱情无望,毕业后工作分配不称心,她怪怨自己命运的源头出了问题,是因果关系中的“因”出了问题,注定了一生无法更改、命运的那个“果”。她好像潜意识里都能感觉到,是祖辈农民的血脉及其劣质营养如影随形,宿命般不离不弃,无情啃食自己可怜的灵魂。小说认为,图玉的死,最直接的打击是,她的爱情理想无法实现:“我现在明白,不爱能让一个人发疯,爱也能让一个人发疯,图玉夹在爱与不爱中间,她疯狂得更加彻底”。                

       后来又死了一些人,这些死亡值得我们深思,是社会出了毛病了,还是人性扭曲所致?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和事都生了病。人性出现扭曲,是社会生病后的畸形发展造成的。这些病,都跟社会变革有关联,跟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联,看似合情,但不合理,这是历史发展的无奈。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问题的把握很有分寸。社会问题是现实存在,但如何解决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作品中人们的反抗意识是存在的,可以通过人的死亡来说明这一点,但这些无形的反抗又好像是内心的挣扎,因为反抗和被反抗这对矛盾体没有形成敌对状态,而是作为社会变革带来的效应出现的。这种体制变革是不带任何功利性质的。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进步,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社会必然。

       作品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根部,因而也揭示了深刻的主题。作者自觉地为人类的幸福思考、着想,具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请看这几段叙述:“多少年平静的田园生活被繁华打乱,他们观着奇景,心却慌的要命,空落落的,没有地方安放”;“得胜来学校看过我几次,手里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里边装着几根黄瓜,顶花带刺,都是直直的,粗细一样,像孪生姊妹。我没吃,我怀念四方圐圙弯弯曲曲的黄瓜…得胜走后,我把黄瓜给了女生,她们也没吃,一是怕我突然变大方有猫腻,二是那黄瓜太健壮不敢吃,扔进垃圾箱了”;“那柿子好看不好吃…我还是送给女生,她们不敢吃,把西红柿的汁挤出来敷脸,第二天脸肿得像核桃,来找我算账”。

       小说越往后叙述,主题越明了:把四方圐圙改成蔬菜圐圙,再把蔬菜圐圙改成四方街,不算难事;把农村户改成菜农户,再把菜农户改成城市户,也不算难事;但把人的认知从农民一下子提升到城市的高度,确实有点困难;谢美兰看见她家后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她疯了似的跑过去。她拼命挣扎,拼命抓土,拼命去盖那个字,她讨厌那个字,那个字意味着无家可归。一个“拆”字,触动不少菜农的利益,不止是经济层面的,更多的还有心理层面的。小说描述了经济转型过快、温度过热,以及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了人们心理负担过重。
 

       二、生动塑造人物群体性特征
 
        ——人物形象丰满。小说人物接二连三出现,让我想起京剧舞台上各种艺术角色的魔术般亮相。他们一人一个脸谱,每个脸谱各有特色。比如,谢兰和俄罗斯女孩朵雅的脸上都有雀斑;李牡丹骂人的口头禅是“放你娘的屁”;徐图社吃了荤腥,水土不服,三天两头闹肚子;徐侉子有个难以启齿的怪癖是挤羊奶…总是先摸摸奶羊的脊背,然后轻轻地、有节奏地揉搓几下奶羊的乳房,这个时候他是陶醉的,眼睛望着别处,心柔柔地跳着……


       用鲜明的人物特征塑造人物典型性,让读者印象深刻地记住一个人,已经成了作者有意识创作的自觉行动了:“莺莺的嘴在家受压迫,在外面变成破筛子,家里的事往外说,外面事扩大范围说”;图富“酒全上了脖子,脖子以上的皮肤像煮熟的猪皮,毛孔、毫毛以及粉刺痘痘,都被无形放大。眼睛更是憋成一对铜铃,放射出一股酒后肆意妄为的信号”。

       小说以第一人称手法叙事,“我”是贯穿故事的主人公,“我爹”粟秋旺是众多人物形象塑造中最成功的一个,他有勇有谋,精明世故,心里常打小算盘,做农村工作游刃有余;他心里有些小聪明,身上还有过往岁月遗痕,并不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但其一言一行,却有棱有角,活生生跃然纸上。他好像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对他那么熟悉,他就是一个标准的基层农村干部形象。不仅如此,粟秋旺还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者,他的精明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他甚至还是一个中国符号,是血液和骨髓一样的东西。粟秋旺在小说中占尽“风头”,他是参与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代实践者和见证人,是作者着力塑造的重要人物。阅读他,我一再想起新版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堂,和《白鹿原》里的朱先生。小说塑造人物,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粟秋旺身上虽有小毛病,但他在农民中威信很高,群众认可他,一遇到问题就去找他解决。我很喜欢这个形象,为什么?因为人性的力量,人性就是要优缺点共存。当我联想到《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塑造的安娜,我就完全理解了作者为何要塑造粟秋旺这个形象了。

       小说还塑造了一些次要人物,如:蹲点干部李修鱼、图社、图玉、拉弟、得胜等,作者对他们的描写也各有千秋,但都不及粟秋旺有个性、有特征、不一般。

       ——心理描写到位。读李平作品,我还隐约发现意识流手法的浅尝辄止:“南圐圙的人站在那面往这面张望,脸上没有表情,只是偶尔挠挠前胸或者后背,挠完看看指甲,把嵌在指甲缝里的脏污悄悄弹出去 ”。

       另外,这部小说在描写人物方面,有时很有独到之处:不是直接叙述人物如何如何思想,而是靠动作、靠眼神、靠对话、靠表情。比如,“他已经恬不知耻地挂上牌匾,圐圙酒三个字像一柄坚韧的匕首,扎得我爹心疼。他疼 ,他还由不住去看,经常远远地眺望,脸上浮现出旁人不易察觉的恨,那恨意穿过人流、空气、厂墙,拐几个弯,射在图社身上”。还比如,当妇女主任赵水仙知道我是粟队长的儿子时,“她的眼神立刻变得温情脉脉,用已经涌到脸上百分之八十的同情音调对我说:我抱你进去好吗?”利用同情套近乎,赵水仙的心理活动隐藏在文字的背后。这种写法,对人物性格塑造很有帮助。我读过一些意识流小说,我认为,作品心理描写好不好,是衡量一个作家写作功夫深浅的一把重要标尺。 

       ——细节刻画出色。细节是小说创作的一个绝招,它能像钉钉子一样,刻在读者的记忆深处:“我偶然抬头,徐图社也刚好把头从报纸后面露出来,我们的眼神碰击了一下又很快移开。我觉得徐图社跟我一样有聪明的头脑,否则他不敢与我这般对视”。细节刻画,可以形象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它是小说成败的重要因素。
       
         三、深入探究象征主义写作技法
 
        我印象深刻地注意到,小说对一些神秘的动物、建筑物进行反复描写,看得出,作者一再突出强调一些事物,因而也定有其深意。这是一种象征主义写作手法,通过对动物、寺庙等叙述,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历史衍变的认知,揭示了作品人物的心理轨迹,客观再现了人性复苏的一般过程,是作品主题的艺术升华,闪烁着作者人道主义理想光芒。


       猫和狗都是灵异动物,被人类驯服并豢养了几千年,与人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我感到,作者笔下这些事物是有深刻寓意的,它的直接作用,是令我对作品产生一种神秘感,驱使我兴致盎然地读下去,进而走出迷宫解开谜底。作品中的猫和狗,都跟着人气走,是人的影子,影子如果不在了,人可能也就没了。小说这样写道,“女人是猫,一点腥气都闻得到,你注意自己的言行”;又比如,“我又想起那只斜眼的黑猫。往后很多年我一直怕猫,尤其不敢与它们对视,我觉得它们眼睛里有一种诡异的神情”。猫是爬行动物,而“我”是个瘫子,如果不能借助于别人,就只能爬着走,可以看出,“我”根本不喜欢猫。小说中多次出现猫,作者用拟人修辞手法,通过心理暗示,婉转地表现出一种愤慨与担忧,这种担忧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象征手法巧妙表现的;再比如,“家猫看到一只老鼠,要去追,被黑狗挡住去路。家猫于是决定放弃,把老鼠让给黑狗,但黑狗与老鼠一点关系也没有,既不吃也不逗弄,要它没用。它却一直和家猫过不去,它愤恨的是家猫在这个家的优越待遇,尤其是它喜欢在家里的窗台上眯觉,在阳光下睡得昏天黑地,黑狗在外面凄凉地被一根铁链子栓着。”主人对猫和狗的不同待遇,让粟八斤联想到自己的残疾,不能像常人一样生活,进而又联想到当时的城乡差异,遂产生不快情绪。

       写鼠疫肆虐,暗示人类生态链失衡:“有的学生不注意卫生,抚摸过老鼠印,又放进嘴里,一下就病了,不发烧,不说胡话,尽做糊涂事,见什么咬什么。”以老鼠这种不洁净的动物,一再提出危险信号,警示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作代价。如此有价值的见解,无疑来自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洞察。

       书中,李三葵说了一段很有寓意的话,“过去农村连成一片,老鼠们这儿住两天,那儿住两天,现在四方圐圙四面都修成了柏油路,盖起单位厂房,把老鼠的路阻断了,它们有来无回,地荒着又没吃的,只能在地下瞎作乱”,他接着又说,“(老鼠)灭是灭不尽的,多养些猫吧!留多少灭多少,猫知道”。南圐圙的老齐和刘家圐圙的老刘也一语中的:“你们四方圐圙太冷清,没有植物,也没有动物,大自然不和谐”;又如:“没有老鼠,猫无事可干,每天不明原因地嘶叫,搅得人心不安”。有人甚至还怀念起了老鼠:“老鼠虽然让人讨厌,但它起到生态平衡的作用,如果哪时老鼠少了,说明大自然某个生物链出现了问题。”这些例子,深刻揭示了生态遭破坏导致的后果。老鼠们的活动迹象,向人类一再提出警示,必须妥善解决好社会变革中的突出问题,一切都要做好长远打算,避免近视,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不止是猫、狗、老鼠,后来出现在小说中的还有猪、鸡、鸭、麻雀、白蚁,等动物,每次都表明人物某种心境,每次都赋予一种象征。比如写猪,“猪哼哼叫着尝尝好不好吃,白猪挑食,不好吃绝对不吃,黑猪给人面子,撑死也会吃光”;写麻雀,“麻雀呼啦啦飞起来,从屋里、从大棚、从坑穴、从枯死的火槐树上,从角角落落飞上天,黑压压一片......一些羽毛和鸟屎像一阵过云雨,扑簌落下......人们纷纷躲避。”麻雀屎不吉祥,沾上是要倒霉的。

       饶有意味的现象是,一些猫狗鼠,经过李平的象征性诠释,作品中那些原来并未显示出深长意味和特殊价值的文字,就像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的珍珠,骤然发出绚丽的光彩。

       小说中还写了一座废弃的庙,和庙中的佛,它们也有象征意义,它们象征了老一辈人的精神家园。村里人的病,大多是心病 。传统与现实的碰撞是病因。庙与佛,其实就是人们心中的规矩,有些规矩是好的,不能破,有些规矩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必须破。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多次写到梦,这也是一种象征性写作手法。梦中不止一次出现一位白胡子老头——酒神的象征,给人以启示。这些梦,都诠释了梦者的心情波动。农业是一个安静的时代,虽落后,但时间在它那里停留的最长;工业以及工业后,是个喧闹、浮躁、不安的时代。梦是现实的影子,梦从来不会骗人。人这一辈子,能心安理得,比什么都强。这部小说就是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四、潜心营造干净诙谐的语言环境
 
        李平优美的语言性格内敛,暗香涌动,她驾驭文本的分寸,令我刮目相看。


       ——文字干净利落。小说语言简洁,几乎没有什么废话,沿袭了上部长篇的优点,这是她多年从事记者、编辑生涯养成的习惯。我喜欢作品里这样一些句子:“冬天的太阳不经磨,四点一过就有沉落的迹象”;“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残酷性,看的是头脑,不论出身”;“年岁愈大越与人隔离”。语言简洁而诗意。我们知道,文学创作能够做到语言凝练不容易,这是基本功。

       ——语言幽默风趣。幽默是语言的喜剧形式,是文本智慧的光芒。

       比如“我爹是他们的发泄工具,有的婆娘母鸡不下蛋也骂我爹,说这鸡定是被我爹强奸了”;“那孩子把他爹的离世归罪在我爹头上,把我爹胳膊咬了一口。我爹看着胳膊上的牙印,脸上露出被狗咬过、患上狂犬病的委屈模样”;“九月一日,我的分配问题浮出水面,我爹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半晌不说话。我妈以为我爹昏过去了,一把掐住他的人中,结果用力太猛,把我爹鼻子底下抠出一摊血”,这些风趣的语言,让我看出作者顽皮的性格,还带有点淘气。还有一段话描写“我妈”:“她是苏家圐圙穷人杨鱼头的闺女,身体壮得像头牛,生育能力却寡汤淡水,只生了一男两女”;“我妈生下我之后一直月经紊乱,很有可能变成一片盐碱地,不能再生育”;“我妈睡得一塌糊涂,根本叫不醒。奶羊在圈里憋胀得叫唤,我爹顾不上它”;写李立业不想跟他妈李姒学阴阳五行:“你让我学我就绝食。后来他真的变成见饭愁,看见油腻荤腥就想吐,就像怀孕害喜的女人”。这些语言,生活味很浓,带着诙谐的腔调,不时出现在人物、故事中,让心情沉重的菜农,不时发出几声苦笑。

       我还从小说中读出一种生活自身的幽默。这幽默仿佛夜来香,幽幽的,泛出哲理的光泽。幽默,是作者丰富社会经验的艺术提炼,它的背后内敛着深刻的生命哲学。幽默还是智慧,有时可以解嘲。幽默也有芬芳,苦难也开花。

       李平的小说不是白开水。多数时候,不少地方,她故意不把话说白、说满、说尽,留个尾巴,给读者留有想象,留有思考余地,让读者进行二度创作。本来,这种手法是中国书法和绘画技巧的“留白”,却被李平移花接木,用于小说创新了。

       ——修辞新颖独特。小说中,比喻的应用最频繁,语言最活泼,效果也最佳。比如:“人们手里有了活钱,高兴得跟三孙子似的”;“朵雅大腹便便,快生了,脸上的雀斑更深,像散落的鸟屎”;“嘴里像吞进了猪蒿蒿草,苦涩难咽”;“与此同时,四方圐圙外围的建筑也此起彼伏地生长起来,就像催生的庄稼一样长得奇形怪状”;“月光下的那些大棚像一座座长方形的棺木,散发着荒芜的信息”;“这时节李修鱼和宝红的关系就像地里的西红柿,柿瓤是绿的,柿皮已经通红”;当一场瘟疫蔓延开来,“人们都在家躲着怕被传染,看见城里人,更像看见病人一样”;“四方圐圙越来越像一个气数渐尽的老人,破败,衰落,没有一丝生机”;“废物,这两个字像一根针,深深刺激了我,它们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混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即将喷涌而出”;“她的嘴脸在我的眼里扭曲成一张柿饼,皱巴巴的,上面还挂着一层霜”。

       比拟的手法也很老道:“诅咒的话从流血的嘴里蹦出来,不依不饶,而且眼神变得越来越恶毒,恨不得把我杀了”;“据说有一次四方圐圙的一只猫跳上墙,看见这面的老鼠又扭头跳下去,炒货厂的葵花籽油性大,把老鼠养育得既肥又大,猫吓得够呛”。

       夸张手法也应用自如:“李牡丹很快发出怀孕的信号,呕吐的声音满队(生产队)都能听见”。

       偶尔也使用通感修辞:没过多久,绿油油的韭菜爬出地面,被风一吹“呼啦啦”开花了。

       这些修辞语言,都带有浓浓的乡土味道,仿佛方言一般亲切。

       ——佳句层出不穷。小说中,好句、好段俯首可拾。例如,“当给予跟回报达到平衡状态,一个人的超越精神是无比强大的”;“小人张狂一时,张狂不了一世”;“人死,不分忙闲”。

       内蒙古文联主席官布扎布说,“小说家的语言,必须向诗歌学习,学习诗歌的高贵”。我深以为是。我读小说,很看重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诗意警句,它们清新淡雅诠释人生智慧,给人以无限的启迪和想象,比如:“闹别扭和过度行房一样损伤元气”;“对待家庭关系是骑不得快马、拉不得硬弓”。

       妙语连珠,有时看到精彩处,觉得作者笔下的文字如呼吸一样畅快,语言的韵律、节奏随情感喷发,一浪一浪甩过来,真有越写越顺手的势头。“我爬上炕,天大事也得等我睡醒了再说”;“小夫妻总有些秘密,我担心那些秘密也一不小心掉出来”;“这说明女人对男人的新婚忍耐期已经结束,接下来就像这挂钩上的位置,要么各占一半,要么女方位置增大,我知道很多男人婚后是没有位置的”;“结了婚的男人想女人,身体想得多,心理只是陪衬”。有时,就是这些很短的一句或两句话,可以触发读者一大堆想象和感慨,同时有种微妙的联想机制启动,让你感悟,进而感叹,一如灵感莅临,这种小说,我视其为“知音”。

       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就是要不断体验和发现生活,将所有过往见闻、生活感受,艺术地赋予人物内心,让他们生龙活虎起来,用精确打击的语言直抒胸臆,让读者分享与作者相同的艺术享受,让想象复活,嫩芽般散发出昔日芬芳。比如:“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生产冰棍的季节,那字不仅猩红显眼,那字上面的烟囱冒出来的烟也是忙绿的”;“脚下这片土地被水泥覆盖成一个坚硬的水泥壳,地气升不上来,人心沉不下去”;“农村的冬天是暗淡的,心容易被雪封住,无论谁都敲不开”;“田野不再一望无际,总是忘不了多远就被遮挡回来。眼睛望不远,心就会缩小”。这些句子,大部分都是作者对生命的感知感悟,往往被高度提炼,或说理,或抒情,有神性,有灵气,大多属于画龙点睛之笔,能够恰到好处地升华作品主题,因而最能触碰读者心灵的火花。好的故事,可以吸引眼球;好的语言,可以滋润心智;好的小说家,灵魂里活着诗意和哲理。
         
        此外,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结构比较松散,主线不够明晰,写人主次欠分明,叙事详略欠得当,故事起伏不大,情节跳跃性过大。


       我一直觉得,一个评论者的长处,在于他要真正熟读作品,懂得作者,绝不能臆想或猜测,否则会陷入片面。李平的优点,在于她的真诚,低调,不虚荣,不浮躁。将自己摆得低,灵魂才能站得高。作者最令我感动的是,你给她的作品挑毛拔刺,她不但不恼你,还感激你。

       《圐圙记》是李平写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她的创作潜力很大,尚需有意识不断加以发掘,她创作的爆发力无疑是一座储量不菲的金矿,她温文尔雅的表面背后,是一座激情四溢的活火山。

       (李炯,笔名牧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巴彦淖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巴彦淖尔诗词学会副会长,临河区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集《爱的色放》《叫醒春天的耳朵》、散文集《思想的雨》《简约地活着》;主编《美丽的嬗变》《临河风物》《临河大事记》等。)
责任编辑:李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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